1894年10月，日本发布由日本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撰写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对中国人民进行宣传的檄文，对清国治下的人民实行号召“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宣传策略以进行战争准备，文中将日军描绘成从黑暗的满清统治下拯救中国人民的解放者，宣传清国是蛮夷目的使清国与国民离心离德使战争朝着日本有利的方向发展。

• 简介
  《 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为宗方小太郎所作，文采飞扬，俨然吊民伐罪。
  这篇短短的告示，从满清劫夺明朝政权开始说起，“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随后，它对满清的内政外交、尤其是清廷在直接引发清日冲突的朝鲜问题上的作为进行了全面攻击，宣称“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所以满清一败再败，“盖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下与弃之因也”。告示说，日本“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号召中国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塞外”
  类似这样的檄文，充斥了甲午战争期间的日军文告。刻意挖掘、放大并曝光满汉矛盾，是日本在甲午战争时的宣传策略之一。
  日本对甲午战争的宣传有三类定位：一是将朝鲜问题转化为日本带领邻国进步，而中国却百般阻挠，这是“文明之战”，讲给西方人听的；二是将进军亚洲大陆描绘成为日本民族争取更大空间，这是“生存之战”，讲给日本人听的；三是将攻击中国本土涂抹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满色彩，这是解放之战，讲给中国人听的。
• 原文
  先哲有言曰：“有德受命，有功受赏。”又曰：“唯命不于常，善者则得之，不善者则先哲有言曰失之。”满清氏元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
  熟察满清氏之近状，人主暗弱，乘帘弄权，官吏鬻职，军国渎货，治道衰颓，纲纪不振，其接外国也，不本公道而循私论，不凭信义而事诡骗，为内外远迩所疾恶。曩者，朝鲜数无礼于我，我往惩之，清氏拒以朝鲜为我之属邦，不容他邦干预。我国特以重邻好而敬大国，是以不敢强争焉，而质清氏，以其应代朝鲜纳我之要求，则又左右其辞曰，朝鲜自一国，内治外交，吾不敢关闻。彼之推辞如此也。而彼又阴唆嗾朝鲜君臣，索所以苦我日本者施之。昨东学党之事，满清氏实阴煽之而阳名镇抚，破天津之约，派兵朝鲜，以遂其阴谋也。善邻之道果安在耶？是白痴我也，是牛马我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我国之所以舍樽俎而执旗鼓，与贵国相周旋也。
  抑贵国自古称礼仪国，圣主明王世之继出，一尊信义，重礼让。今蔑视他邦，而徒自尊大，其悖德背义莫甚矣。是以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将卒离心，不肯致心，故出外之师，败于牙山，歼于丰岛，溃于平壤，溺于海洋。每战败衄，取笑万国。是盖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下与弃之因也。我日本应天从人，大兵长驱。以问罪于北京朝廷，将迫清主面缚乞降，尽纳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后休矣。虽然，我国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所愿爱新觉罗氏，不及耸从士卒也。若谓不然，就贵国兵士来降者证之。
  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聚义。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